他书写了革命的传奇。19世纪的中国，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一批批仁人志士，为民族谋独立、为国家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以生命书写时代变革，成为了百年舞台上灿烂的星辰，舒同就是其中一颗。15岁时，他在家乡与同学成立“金兰同学社”，开始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6岁时，他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抚州），并与李井泉一道，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大革命时期，他创建中共东乡县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后来，他参加红军，跟随着中国革命的步伐东征西战，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等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等多个领导职务，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将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笔耕不缀，撰写了数百万字的社论、文章和文件，如《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政治工作的基本特点》等，就是由舒同起草，报经毛泽东阅批，然后“转发全军，照此执行”。
他书写了艺术的传奇。革命需要理想与激情，书法同样需要理想与激情，一个内心平庸的人，怎么能追求到艺术崇高的境界？舒同幼时就有书写天赋，家贫没有好笔好墨好纸，就以笋衣做笔、用染坊废水在芭蕉叶上习字。9岁那年，他为乡人书写的“杖国延年”四个大字，为其赢得了“神童”的美名。在长征这样艰苦卓绝环境中，舒同没有纸笔，就捡树枝在地上练字，骑在马上时，也经常用手指头在裤腿上划拉。每到驻地也不休息，而是提上一个小桶、拿上刷子，到路边墙上去刷写标语口号，宣传革命的主张，鼓舞红军的士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是意志和毅力的磨练，使他的书法“融百家之长，创自家风格”。正像舒同自己所说的，舒体可称为“七分半书”，七分是指的在结构上楷、行、隶、草、篆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另取何绍基半分，成为取各家之长又自成一家的书法。他的行笔沉稳含蓄、内力深厚、宽博端庄，雍容大方，如“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延安新市场”，北京的“宋庆龄同志故居”“全国农业展览馆”“西安晚报”“陕西画报”等等。他的突出代表作是1965年创作书写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七律·冬云》等。
他书写了人生的传奇。书法是有灵魂的，它体现着作者的知识面貌、文化修养和道德境界。舒同的书法之所以受得世人的尊崇，还在于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质朴的人生追求。他曾说过：“我尽管受尽了各种折磨和痛苦，毕竟还没有像死去的战友烈士那样流血牺牲而活到今天，我还有何求呢？要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做一名真正共产党员。”晚年，他老而弥坚，致力于将中国的书法事业发扬光大，在七十五岁高龄时，还率领中国书法家代表团两次成功访问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他对书法界的一些丑陋现象，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求奇求怪、标新立异进行了批评，告诫大家：“要重视书法理论的研究，许多从事书法工作者，只注重实践，重视临摹和技法上的创新，却忽视对书法理论的研究和文学艺术的修养”。1983年9月，舒同给中央顾问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中国书法家协会工作情况和建议》，提出要在中国书法界树正气，培养良好的文风、书风、学风。
斯人已远去，文字留千古。书法，是舒同一生精神的结晶，他用革命的理想与激情去浇灌它，用生命的灵性和毅力去丰富它，用一生的才情和修养去滋润它，成就了“舒体”的飘洒圆秀、弯弓盘马、沉雄峭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报纸、杂志编辑的广泛应用，成就了中华书法史上一个新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