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昌建

　　就因为在山坡旁，一个叫胡正言的人种了十余棵竹子，所以他起斋名为十竹斋，这大约是明末清初时期。这个胡先生是安徽休宁人，当时客居于南京金陵鸡鸡笼山旁，1627年，他主持完成了《十竹斋书画谱》，这是中国书版印刷艺术达到一个崭新高峰的标志。

　　就因为我在人群中多它了它一眼，公元2012年元旦的上午，阳光灿烂，我路过中山北路237号国都公寓时，看到一店门口摆满了花篮，这是一家名叫十竹斋店家的开张志喜，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画廊的开张。抑或，它是卖竹制品的。

　　大约相隔400百年，好像阳光穿过一张薄薄的信笺，也好像一个电影镜头的转换，安徽休宁人胡正言的十竹斋，交到了浙江嵊州人魏立中的手里，从此历史和现代完成了一种传承，一种交接。

　　更多的镜头我只能一一快进了，比如浙江兰溪人李渔所创的芥子园画谱，大约略晚于胡先生的清初，这位笠翁先生常常游走于金陵和杭州之间，那时没有高铁，走的可能更多的是水路，有时还带着他的家庭戏班子，为什么他要游走于这两个地方，因为在当时，在明末清初，杭州和南京是出版业和娱乐业最为发达的城市。真的，虽然当时国家政权正在更叠之际，但是生活和艺术的夜航船还是有着自己的航道的，文人士大夫甚至包括妓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一种，寄情于山水艺术，躲进小楼成一统也是一种。约三百年后，即使在铁屋里呐喊的鲁迅先生，也很好这十竹斋的信笺，曾经跟温州人郑振铎一起出资印制十竹斋笺谱。郑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对古籍版画尤有心得，两位先生是颇为气味相投的。这是在民国，民国是造了清朝的反，清朝造了明朝的反，然而那十来棵竹子，却一直是文人的所爱，不知这是不是受了苏东坡的影响。

　　那么还是打个比方吧，自十竹斋画谱等一问世，骚人墨士对其的热爱，好比今天的时尚之人喜欢香奈尔喜欢劳斯莱斯一样。说爱好者钱都不数就直接买回家去了。后来清朝手里虽有数版的刻制复印，因为战乱也因为技术的渐渐失传，终于慢慢的式微了。

　　直到魏立中的出现，这十来棵竹子在杭州的水土里悄悄地生长了出来。

　　这个生于越剧之乡的艺术青年，小时候梦想的路线就是到杭州西湖边，能考进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浙江美术学院。经过努力，小魏如愿以偿。二三十年前的美院，用形象的话来说，它只要打个喷嚏，杭州就有得感冒的可能。多少大师，多少藏龙卧虎之大才啊，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开放，观念活跃，魏立中如海绵吸水般地吸收着新知识新观念，当然，还有新手艺。

　　说到手艺，有人马上会想到工艺美术，是的，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学工艺美术可以养活自己，但这在艺术的大家庭里好像有点低人一等似的，那是跟国画油系相比，曾几何时，国画油系专业的考分也相对要高一些的。可是那时的魏立中还真是迷上了手艺，什么手艺？那就是中国最传统的木版水印术，这是版画中的一种。什么是版画，照我的理解，版画就是今天的电视。怎么说呢？你唐伯虎的《松崖别业图》，你即使拍卖到了七千万，但你一幅就是一幅，但是通过木版水印，尤其是明末清初使用了 “饾版”、“拱花”等技艺的套色叠印技术之后，真正的彩印时代开始了。

　　什么是“饾版”、“拱花”？通俗地说，就是以前在乡下逢年过节吃到的馒头和团子上带有印花和凹凸状的。原来唐寅的画只有一张，但通过了诸如十竹斋的刻印技术，唐的画有了五十张或五百张，这是什么概念，这等于是唐伯画在电视演播室里一坐，像开电视电话会议一样的，有五十个或五百个地方可以看到了，这不就是伟大的印刷术之魅力吗？这就是一种传播，正如后人发明了电视和网络的传播一样。也可能有人会说，这算不算盗版呢，NO，你这样问，不代表你OUT，但至少说明你对传播还少了一点认识。这是正版且是真版，因为它会明明白白告诉你，这是印刷艺术品！这是版画之一种，且是我们老祖宗的宝贝，因为木版是我们古已有之的，我们现在可见到唐朝的金刚经插图，那就是用木版印刷的，那是公元868年。

　　是的，我们是很想独占唐伯虎，但你占得了吗，你占得了唐伯虎，你占得了梵高和毕加索吗？印制出来让大家共享，哪怕是少部分人的共享，这不就是在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吗。如果没有印刷术，我们要看《红楼梦》难道是去问曹雪芹借吗？而杭州作为江南文化重镇的地位，史书上就说过：“今天下印书，杭州为上。”杭州自北宋以来便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那么好，这就为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浙江美院，在潘天寿院长的主持下，正有一批年轻人在做木版水印，当时学校办起了木版水印厂，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个人的规模，而他们中的皎皎者就有人称“陈一刀”的陈品超老师。后来水印厂虽然没有了，但版画系仍然聘请技艺精湛的陈品超老师手把手地教学生。而在这些学生中，就有一个叫魏立中的。

　　那一阵子，魏立中迷上了木版水印，虽然他并不是学版画专业的，但他喜欢啊，因为喜欢才是最好的专业。而他也的确从陈品超老师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更为可贵的是，在二十年前的艺术风尚之下，多数艺术青年是眼睛向西的，那时多数的人喜欢霹雳舞而不爱听越剧一类的，可是魏立中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那种依依呀呀的唱腔啊。而他，能够拿起一把篆刻刀。安静地坐下来，这已经能让陈一刀这样的老师非常欣慰了。是啊，传承，有时就像戏曲的流水，它一定是自然而然的，如春暖花开，如瓜熟蒂落。

　　蒂落，魏立中这个艺术青年也总是要闹出点动静来的。也许有人说你生逢盛世，又不需要你背井离乡，但是魏立中不，他偏要去流浪。其实20年前的一个美院毕业生要找工作还是容易的，而从家庭的角度冰，特别是绍兴嵊州的那块土壤，世世代代还是讲个安稳的，好不容易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且是美院的大学生，找个安耽点的工作不好吗？但魏立中相信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就开始了漂流生涯。现在我们只知道有流浪歌手，殊不知流浪或者说叫漂流，有叶也是艺术家之成长的关键一步，当年中央美院和浙江美院有多少毕业生去了海外，在那里做街头画家，反正没听说有饿死的，但是你作家去就不行了，给人画肖像画速写，面包还是会有的，这大概是画家的生存之技吧，而且如果你真有追求，技艺也可以在街头日渐成熟，而不一定是在画室里。

　　那两年，魏立中跑了好多个地方，江西、福建、广东，一路走一路画，居无定所但也并不风餐露宿，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可能是很屌丝的日子，但或许人生的很多经历和感悟，正是在屌丝的日子里获得的。行万里路，看似越走越远，其实从内心的层面来说，反而是越走越近，因为你走得越远，你才知道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两年之后，魏立中回到了杭州，开始为饭碗而去谋职。当时杭州的印刷厂大约有上千家之多，有的连小学都有印刷厂，更不用说乡办企业的如火如荼。他去应聘某家厂的艺术总监，老板一看他的现场作画，马上拍板要了他，而他也很快为该厂创造了利润，他当时做什么，就是做品牌商标的设计，比较有名的就有大红鹰、西湖龙井、五粮春等，后来他已经到一个商标两万块钱的价格了，做设计就是这样，有时踏破铁鞋玩觅处，而当灵感来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晚上就能搞定的。但那个时候，客房是上帝，你在上帝面前妥协，那么上帝是会原谅你的，而从魏立中的内心来说，他不能向艺术而妥协，所以那一些年，他是也痛并快乐着，痛，那是要看老板和客户的脸色；快乐，那是从打工的角度说，他已经挣了一份不错的薪金，这也为他后面的事业完成了一定的的原始积累。

　　有了钱之后，人一定是会变的，只不过魏立中又变向了艺术，或者说他没有一天不在做着艺术的梦，只不过为了饭碗只能把这根艺术的尾巴只能藏起来且隐藏得很深很深。夜深人静，才可铺开宣纸狂草一番过把瘾。他曾经很天真地想过，杭州有上千家印刷厂，为什么没有一家印刷博物馆，你说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么你连博物馆都没有，这话说出去谁信呢。还有那么多的印刷厂，印的都是教辅教材一类的，能不能印点古色古香的东西（后来有富阳的华宝斋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能不能让像陈一刀老师辈的手艺传承下去呢？继而能不能把中国最古老的木版水印术传承下去且发扬光大呢？

　　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十竹斋。准确地说，十竹斋是一直等在那里的，只不过养在深闺无人识。作为一个品牌，实际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地步。怎么说呢，四百年前胡正言先生的这份事业没有能传承下去，经过了清朝三百年又经过了民国的三十多年，至少在中国大陆上，十竹斋就成了简单的三个字，成为版画史上的那么一二百字，是啊是啊，在常人看来，十竹斋也就比九竹斋多了一棵竹而已，然而这一棵竹，我想那就是魏立中自己，他站了出来，他没有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因为当时他已经做到食有肉居有竹了，那么问题是，你敢不敢再做梦，你敢不敢像当年去流浪那样的，从头再来，这跟当年胡先生办十竹斋时的境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胡先生本来就是个官员又是个行医高手，诗书画皆精通，是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遂有了十竹斋，遂创造了木版水印的高峰。而后面的人，更多的只能望其项，何况明朝都灭亡了，不做亡国奴是胡先生那辈人的志向。

　　魏立中准备背水一战。他是人才吧，印刷老板留他，留不住；老板说我给你创业基金吧，魏立中想自己干。然而又谈何容易呢。雕刻之苦，苦在千万经卷，是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刻下来的，它不会像种竹子似的会有雨后春笋之效果。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一个人刻一天，似乎永远也没有一个头，再接着一个人做全部的工艺，然后在夜深人静时独自欣赏。有的朋友劝他，算了吧，做个艺术总监不是挺好的吗？可是他心里是知道的，做艺术总监，很可能是最不艺术的时候；但是当你真想艺术时，这个总监便又没有了，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一个艺术家一生要对付的困难有很多，诸如贫穷或富裕，那都是陷阱，还有艺术生命力的衰退，还有观念的误区，等等等等。好在纠结的日子里，手没有空着，正如人躺在床上休息时，脑子还可以做梦，梦就像竹林里的那几只小鸟，会叽叽喳喳地叫醒每个早晨，包括叫醒中国创意文化的早晨。

　　先是杭州环城北路177号的原新华印刷厂内，魏立中挂起了十竹斋的牌子，这是需要勇气也是需要毅力的，因为一开始那只是极小极小圈子里知道的事情，但把公司开在原新华印刷厂内，这本身就是极具反讽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个厂不是因为市场的不好而搬迁的，但后来诸多的文创企业都是在老厂房里起步的，这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是不是工业革命时代已经跨入了创意革命的时代？直到2012年的元旦，正如我前面所写的那样，魏立中把这个手工作坊搬到了闹市的中山北路上。一年半之后我跟魏立中的握手，恰是在陈品超老师的画展上，他给我扫盲普及水印版画的常识，带我看他的那些技师的埋头创作。真是奇怪啊，一墙之隔，就是最繁华的中山北路（这个路名还有民国的元素），就是最时尚的店。我也知道离十竹斋约十五米之处有一家书店，前不久歇业了，而魏立中的房租一年就需要三十万之多，加上员工工资就要一百万，然后七七八八的材料费等等，一个十来个人（十来棵竹？）的公司，每年得开销两百万。两百万什么概念，那至少要做一千万的产值，才可能平平过，想想前些年设计一个商标可得两万元的日子，那你不是在自讨苦吃吗？

　　是啊，古人种几棵竹子几株兰花，栅栏篱笆一围，就可命名为庐啊斋啊，可现在人在都市里要想有个斋，那往往是个“灾”了，或者将是一生的“债”了。但我看魏立中的QQ和微信中篆体字的十竹斋之“斋”字，很简单啊，好像就是三个人字顶，下面是三个Y，这是不是暗合了三口之家？然后说到文创二字，如果它不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如果光看政府扶植而没有造血功能那就会没有生命力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十竹斋的亮相是引得圈内人士和政府的一片叫好的，由于它的独一无二，由于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要拿几块奖状和铜牌是不成问题的，要找名人题词也是绝对OK的，但是如何将品牌转化成商业利益，不说怎么赚钱吧，你总要给十几棵生子生长的空间吧？

　　好在转身遇到她，魏立中又遇到了一个好的时机。而十竹斋的创始人胡正言，恰逢明亡，那有什么比国家的兴亡和朝代的更迭更大的事情呢？ 所以十竹斋没有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事实上芥子园也没有，人们只知富不过三代，其实文也没有过三代的，这就是我们的悲哀，而这种悲哀放到今天又恰恰又是机遇。今天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中国人在地球上转了一圈之后，这才发现什么才是好东西，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文明财富，但这个时候也往往是好房子拆掉了，好书找不到了，手艺失传了，民心也乱了……而正因为这样，当社会看似会一个方向倒去的时候，这十竹斋的竹子偏是逆向生长，它迎天了一片虽有雾霾但仍不失晴朗的天空，所以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十竹斋已经走出了杭州，其品牌的影响力迅速得到提升，因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连联合国都盯上十竹斋了，今年10月（2013年10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来十竹斋拍摄一部纪录片。而当我在那手工作坊里拍照片时也是心存感动的，都是二十出头的人，不管寒暑晴雨，这些年轻人都坐在一盏台灯下，手拿一把刻刀，一个字一个字地劳作着，但这又是极有技能的劳作，需要心静，甚至需要屏气凝神的，我看魏立中微信上有几张照片，就是他的技师们的工作照，名为《执着》，是的，这是一种手工的执着，一种传承的执着，更是一种精神的执着。

　　不过如果换一种角度，这是不是又是一种享受呢？通过自己的手，一幅幅经典书画能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不就是文化惠民吗？但是惠民是需要代价的，一个人、一代人、几代人，诸如西子湖畔的西泠印社。

　　是的，因为魏立中的特殊贡献，他被评为杭州市的杰人才，同时也获得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同时“十竹斋”商标也被评为“杭州市著名商标”。同时为了回馈母亲，魏立中还在中国美院版画系设立“魏氏木版水印奖学金”，专门对以木版水印方式制作作品，并取得良好效果的版画系学生进行奖励，以培养更多青年学生学习传统木版水印技艺。2012年，由浙江省文化厅推荐，十竹斋已经向文化部申报了国家非遗项目。

　　而现在十竹斋的产品，既古韵又杭州，而又颇为贴近民心。那是什么呢？那是杭州雷峰塔出土的经卷，还有相传是雍正皇帝手书的《金刚经》，还有一些西湖山水的信笺小品，古色古香，颇可玩味，亦能馈赠好友，特别是像《金刚经》这样的经书，机构和企业会来定制，也几乎不愁销售。事实上这是颇可玩味的，因为清兵入关，胡正言关掉了十竹斋，他不想跟“入侵者”玩。但是一旦清朝坐稳了江山，也有不少皇帝是好风雅的。因为从汉族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异族是外来者，然而文化这个东西，弄到最后都文而化之了，像有的皇帝的书法仅仅从书法的角度看也很好啊，这可能也是是胡正言先生们没有想到的吧。现在甚至有海外朋友一下飞机专门跑来十竹斋坐上一会的，他可能没有时间再去灵隐去看西湖山水，但是那朋友说十竹斋的作品，已经包含了一切。

　　这是能让魏立中欣慰的，

　　镂象于木，印之素纸，这就是木版水印术。木版传文脉，水印播文明——这就是魏立中的梦想，然而要实现这个梦，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话说八十年前的1933年，郑振铎借得《十竹斋笺谱》交给鲁迅先生共赏，俩人才决定共同出资让荣宝斋来做刻印的事，当时鲁迅已经感叹，北平已经只有三四个人能做这个事情，而这几位老师傅如过世，那将后继无人了，所以两位大家做这个事情，一是喜好，二是还有对古籍的抢救性质。更为亲民的是，鲁迅先生甚至想到了人们的购买力，说可以分期出版，两月一本，这样可以吊牢人的胃口，喜好的人又能买得起，这实在是于我们都有启发的。一年之后的1934年底，《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出版，后来鲁迅写信给郑振铎说：“翻刻成绩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

　　鲁迅的将来就是我们的今天，他可能不会想到，后生小子且也是他的老乡的魏立中开始来做这一份事业了，先生如有知，应该穿越过来看一看的吧，如答应做个艺术顾问，那就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