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为新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其人”，龚自珍也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我揣摩其其中蕴含的另外一层意思，这是一种隐晦的表达。相较之下，它比那些晓风残月的“矫情”来得特立不群。
我想省三先生太熟悉这些之故，他肩起了一种知识分子不堪的重负，我有时猜测是奉天路上世事无常，造就了他身上“精神斗士”的气质，使得他迥异于现代社会浮躁气焰里的苟名者。因为先生本教书育人，为长衫文人却拱手告别青灯黄卷、古院斗室。苦涩绵长，先生当然不会陋室遥想——去吟风弄月，去落叶伤春，去闻笛思情。而是利用网络之便，书画表达，以此甘愿担当，有不尽的名士气概，此外先生所张扬的文人不再是手无缚鸡之力躲进小楼空发怨妇之气，而选择振臂宣泄——那是一片灿烂精神的圣地。
先生的绘画显然像他的文学，放纵想象,恣意内心,以调侃嘲讽的题跋质疑现实的荒谬,以看似诙谐的视觉语言形式凸现存在的本质。让读画者到底该喜还是该忧？这使得看似荒诞不经的精神指向又有了晦涩的意蕴，有时一针见血的直面使我们的获观感到凄冷，但是，当我们沉浸于每一个看似荒谬的场景内部，沉浸于每一次类似于诡辩的对话之中，我们又可以非常鲜活地感受到某种人性的乖张，以及先生笔底下洋溢出来的炙热的文人情绪——敢言担当并实实在在地担当。
历史有时受人为的愚弄，有时似乎又受天意的垂怜。传教士明恩溥的名著《中国人的素质》中有一章专谈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他说：中国人对别人所受痛苦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任何别的文明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此书著于清末，百年过去，中国依旧，中国人依旧。鲁迅先生写《药》与《阿Q正传》，剖析这种血性的缺失是彻骨的萎缩，到今天文人的奴颜婢膝似乎遍野横陈，因此，我们再去欣赏省三先生的精神价值更显得弥足珍贵。
为什么古人可以有？屈原为唤醒当朝君主，不使皇上“败绩”，他是第一个深切感受到昏君忠臣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心理痛苦，也是第一个成功地将这种心理痛苦引向“忠奸之争”的模式而 没有危及君臣关系。“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江边踉跄的老者，愤然带着“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诗句投江而去，宣示的是傲然骨气。屈原的精神意志或许是后代文人推举之最，他最终的选择却教人默然，哀怜屈原的后者千万，唯有贾生能与其一并作传，千古绝唱只为少少许。
所谓忧其民，就是挂念苍生，为民请命。
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独立批评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出于责任因为他们选择批评而不是粉饰，出于正直因为他们拥有独立的判断而不是苟同。他们以社会的良心为标准，以不公平不正义的一切为终极指向，而不会屈服于派别或阶层，更不会以自己的影响来交换利益戕害众生。省三先生的作品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个传统士人向独立批评者的进化。
林语堂先生说得好，“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原其心里，都是大家要取媚与世。” 胡适先生也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毛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这种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往往上面的最高指示刚刚下来，底下的人们已经咬成一团了，你揭露我，我揭发你，最后谁都逃不过劫难。
所以我读省三先生作品，可以给当下以疗效，没有迂腐之气；玩意深深，而意在益己济世。画里有忧患之语，生命躯体里流淌的是一种真正的血性。
同样作为艺术家，首先要有独立的思想，画虽小枝，不畅神情为真小；寸心虽微，不接广宇为真微。这种识见而这恰恰是当代画家所缺乏的。省三先生的作品从不依附于别人的思想，从技法上言，他也讲究“简”与“雅”，对于先生所揭示的内在思想来说，其实是表现为书卷气和笔墨二者的高度结合，另外是“拙”，先生有古拙之气，意味着不逞才，不使气，它贵在敛约。先生又区别昔日的文人雅士借物以写个人的心境，虚拟一个个“荒唐”的故事，盖取其刚直、坚贞、方正之性为笔意也，摄其恣意之态为笔理也，借其书法入纸之法为笔法也，达其气韵生动之美为意趣也。赤子之语虽犀利却有天真之言，诚实之言无华而可信，诙谐之语令人乐而深思，表达所思所感，何以非令赤子作夫子语、诚实人学油腔滑调耶。当然我们中国文人精神以散落于山水之间为高格，以唤醒世俗懵醒人为径达。而文人的天才和痛苦，最终如蚌含沙，珍珠璀璨，愿省三先生的作品让今世能读懂且直达内心之人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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